Passion of Rationality

有必要对最近一段时间的失踪作一下解释了，这半个月简直是忙得要死。今年本来打算坚持把这个博客做成每日更新的，现在看来，还需努力。不过有时候确实身不由己哦。

 

太极拳表演
为了一个叫做“奥运来了”的栏目，师父带着我们一些徒弟排一个节目，时间很紧张，只有一个礼拜，于是每天晚上都训练，周六日更不得歇。收获还是不小的，又纠正了很多招式，也多认识了一些同门。彩排的时候感觉不错，正式录制的时候，突然放了白雾，于是感觉晕乎乎的，再加上紧张，最后没有踩准音乐，比较遗憾。不管怎么样，这么短的时间排出这样一个节目已经很不容易了。具体播出时间是大年三十晚上9点半的新闻频道。

 

资格考试
尽管知道很无聊，但是还得硬着头皮准备了一个多礼拜，都两年了，长久不用的宏观和计量模型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最后还是小白比较仁慈。

 

巨灾保险
这个项目刚刚开始，在保监会开了三天会，看了一堆资料以后，总算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几天正在忙着整理一大堆的会议记录。如果顺利的话，这个项目可能会为期两年，当然最终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可能还要更长的时间。

 

太极剑
百忙之中还是学完了59式太极剑，呵呵，累计不超过三天时间，我学得挺快吧。

 

副秘书长
昨天到陶然亭开北京武协华城武术社领导班子会，见到了很多师兄师姐，还有师叔师伯。我也算是被聘为副秘书长。很高兴师父的这个会能规范起来，希望北京陈式太极能够通过我们的活动传播和发扬光大。

 

最近rp很不好，跟了我四年的笔记本终于挂了，显卡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实验室又缩短开放时间，导致我一度没有电脑可用。这两天只好每天在世行待到10点回去。每天早出晚归，睡眠也不够，上周五睡了半天狠补了一下。总算后天就能回家了……

    这是今天看一部纪录电影的时候蹦出来的问题，电影叫《浮萍》，主人公吴宇投资了一个量贩式KTV，在深圳这个城市中，他希望把KTV打造成一个没有小姐和毒品，面向公司白领和学生的文化娱乐场所。可是，这个理念似乎并没有被社会接受，KTV的经营一直没有起色，每个月都亏钱。虽然他坚持很长时间试图维持原来的理念。但是面对不断的亏损，面对巨大的机会成本（股市的疯狂），他也终于动摇，发现这个投资已经成了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恐怕很多人都回碰到面对“鸡肋”的时候，不一定是巨额的投资，生活中就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人生的各种选择：感情、学业、工作，或者是订的健身卡、旅行计划、演出会票，都可能会成为鸡肋。

    预算软约束是和财政相关的概念，从此衍生出许多的文献，可以用于解释很多与转型经济有关的问题，在公司财务等其他领域也有很多应用。以后有时间可以把Maskin写的一个综述介绍一下。最近实在是比较忙。

    为什么一开始坚持的选择最后成为了鸡肋？也许是当初判断的失误，或者是不能预见所有的变化：原先依赖的条件最后不可行，或者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亦可能是自己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面对鸡肋会怎么办？继续吃还是放弃？
    继续吃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放弃，那以前的付出难道白费了？

    理性人是不考虑沉没成本的，但这不意味着这个时候的理性选择就是放弃。沉没“成本”我们不考虑，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考虑到沉没“收益”，譬如以前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积累起来的专业知识，这个时候，继续坚持可能还是要比放弃，重新开始收益更大。一个从事前看并不成功的选择，在事后却仍然会被坚持下去。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没有更多的金钱和时间投入进去呢？那这就不是鸡肋，那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必须承认失败离场。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在事后就会导致不同的选择，但是这还没有完，如果在事前预期到这个结果，那或许事后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预期到如果不成功，就只有放弃，不会再有补救的机会，那么在事前选择的时候也许就会更加谨慎，会作更多的调查，会付出更多的努力，那么也许最后就不会去面对鸡肋。但是，如果预期到最后不管做好做坏都无所谓，总会有人来支持和补救，那么一开始的选择就会比较随意和武断。

    这就是软预算约束理论的逻辑，所以多数情况下，软预算约束都被当成是不好的东西。关于中国的研究讨论了很多在改革中客观上起到预算约束硬化的措施，以此来解释某些改革的成功。

    不过，做到硬化自己的约束并不容易，我们很难对自己下狠心。而且，现实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不是努力就一定能成功的，有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是不是再坚持一下，就可以看到希望了。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都不会想的很远，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这也没有关系，年轻的时候，并不会积累太多的沉没“收益”，我们放弃的潜在收益可能会更大，不至于经常为鸡肋而烦恼。不过，及早学会对内心的审查，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需要什么。早一点想清楚这些，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Oates在一篇关于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的综述中说，当初选择这个名字或许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这给人们造成了几种误解：或者把它和政治上的联邦制混淆；或者把它简单理解为财政预算方面的概念。实际上，他主要强调的是公共部门的垂直架构的安排及各个级别的运作方式。政治上的联邦制主要是宪法规定给与地方自治权力，如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中国则是集中制国家。但是从经济上来讲，任何政治体制的国家，其公共部门都有一定程度的地方分权，换句话说，任何一级政府都会有相应的事权，也可能有一定的财权。
    昨天我们提到，改革以后，我们采取了地方分权，将一些政策制定、行政审批和预算制定的权力下放，甚至建立经济特区。为什么要地方分权呢？在fiscal federalism的框架中，让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公共品的提供，会更有效率，因为他们比中央政府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和政治动力，更容易掌握当地居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以及提供公共品的成本，而且如果是在一个民主环境下的话，地方政府也更能够代表地方选民的利益。而中央政府一方面缺少这些信息，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也很难厚此薄彼，给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就导致中央集权下，提供的公共品只能是比较单一和普遍的。所以，一个国家地区差异越大，那么采取地方分权的潜在收益就越大。
    而在改革初期，地方分权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搞实验，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改革是要引入市场经济的制度，当然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这么说。可是对于市场经济我们并没有多少经验，在全国搞风险太大，而且也不可能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所以只有建立特区。搞实验也是中国改革过程的重要特点，任何一个重要的制度出台，通常都要在一部分地区试验一下，再逐步推广。中国能这样搞，也是得益于其地方横向管理为主的M型组织架构，这是与前苏联以部门垂直管理为主的U型组织架构相对的。换句话说，前苏联是条条管理为主，中国是块块管理为主。U型组织架构就没法搞实验，因为牵一发则动全身。中国则不同，各地区都有相对“齐全”的工业门类，搞小而全，这样的坏处当然很多，不过这样各地区都可以相对比较独立，改革以后搞地方分权就成为比较简单和自然的事情了。

 

 

    今天翻到一篇旧文，这个故事上课听朱老师讲过，今天看到又梳理了一遍。这并不能拿来解释今天的情形，因为里面的关键逻辑环境今天已经不同了。不过，读来还是有点意思，虽然有些逻辑现在看起来并不严密。
    这篇文章试图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通胀一直与高增长如影随形的原因。
    这个逻辑链的几个关键要素是：1）地方分权：分权导致的结果昨天也提到一些，地方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增加，同时中央的财政能力下降；2）放松信贷管理：为了提高国有银行效率，给与其权力自行决定信贷分配；3）预算软约束与国有企业低效率：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当然不止这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要低于非国有企业；4）中央维护社会稳定的承诺：中央希望补贴亏损国企，防止大量的失业。
    补贴国企有三个途径，一是财政补贴，二是银行信贷，三是印钞票。因为财政分权后，财政部越来越穷，所以只能依靠银行信贷给国企输血，但是放松信贷管理后，地方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非国有企业，由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相对较高，经济呈现出高增长。因为银行是由信贷限额的，这样一来，就没有钱给国有企业补贴了，怎么办呢？那就印钞票吧。于是通货膨胀就上升。进入高通胀时期。为了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央行只有收紧信贷管理。非国有企业的资金链就断了，因为他们通常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经济增长就开始下降。所以，整个的逻辑就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导致了央行对国有银行的信贷软约束。而央行的缺乏独立性亦是其中的另一个关键症结。

1月1日  周二 

    今天看到，去年全国税收超收了4.9万亿元，而且07年的税收比06年同比增长31.4%，可谓是大丰收。我无意去讨论这些超收的钱该怎么花，这只是让我想起了一次在讨论班上谈起的话题，在分税制改革以后，为什么国家的税收增长那么快。
    说到这里，首先就不得不提一下分税制改革。94年之前，中央和地方采取的是财政大包干，中央和地方商定一个分成比例，按这个比例划分地方的税收收入，比例每五年谈判修改一次。换句话说，就是中央和地方签个承包合同，这块你们省自己管自己收钱，收的钱咱们五五分帐。不过实际上，分成比例比这个小的多，很多地方的收入是全部归地方支配的。这样的结果是，地方采取了藏富于民的态度，全国税收占GDP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双双下降。而且富裕省份谈判地位比较高，获得的分成比例都非常高，结果富的省上缴的税收反而很少。94年的分税制改革设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其中最大的一块是共享税，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设国税、地税两局，共享税由国税局收取，将25%返还给地方。中央税还包括关税、证券印花税、中央企业税、国有银行的企业税营业税等，地方税主要包括地方企业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许多小税种。
    讨论班上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后，和以前的方式相比，似乎分成比例下降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中获取的利益下降了，为什么税收收入反而上升呢？这个问题乍一听挺难回答的。不过要列举的话原因也可以有很多：打私力度加大和外贸增长推动关税收入上升，税收征管体系改善，国家对地方优惠免税权力的限制等等。不过，我当时想的是，这个问题也许本身就有问题，分税制改革并不代表地方的激励下降。首先，地方刺激经济增长的激励未必下降。即使财政激励下降，但是在中国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最重要的可能是政治激励，北大周立安教授就发现中国地方官员的仕途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分税制改革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成了地方完全拥有的主要税源，而且原先作为地方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的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被上收统一管理，这就使得地方失去了补贴地方企业的激励，而更愿意扶持利税大户，吸引外部投资，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因此促使地方采取更多改善地方经济环境的措施。第二，地方的征税激励也未必下降。分税制改革时，中央承诺会将共享税每年增长的部分按照一定比例返还，且以94年增值税征收额为基数。于是，当年各省在最后几个月增值税征收额就有了井喷似的增长，94年全年比93年增长1倍多。改革以后，经济增长快的地区也享受到了更多的税收返还，并没有出现鞭打快牛的问题，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政收入的不平等。
    这些主要是对讨论班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回应，并不能完全解释近十年税收年均接近20%的增长，以及去年31.4%的增长。这个，或许就像是海绵里面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现在挤出来的多，只不过是以前没有用力挤罢了。

      昨天和一个同学讨论了一下节日消费的问题，不过主要关注的是节日降价。节日集中消费可能有很多原因，譬如历史沿革、年终奖金、有闲暇购物等等，以及节日的大促销和降价活动，这最后一点可能是主要的经济原因，但是它的产生亦可能是均衡中内生产生的结果。
      anyway，我们还是给定节日消费需求会陡然增加，来看看节日商品价格为什么会比平时低吧（不过节日也并不是说所有商品价格都下降，要不然中央也不用三令五申平抑节日物价了）。需求突然增加，那么市场的均衡价格应该上升。不过这个均衡并不稳定，如果考虑寡头竞争的话，那么就会有企业开始降价，因为降价一点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所以均衡的价格会下降，但是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价格降到比平时还要低。
      一个符合现实的解释是，首先商家销售产品是需要库存的，需求在短期突然释放，不可能那时候再去订货。为了应对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销售狂潮，商家都提前订购了很多商品在节日销售。所以这就是一个两阶段的博弈，第一阶段是一个古诺竞争，决定订购多少货物，在第二阶段，给定存在大量的库存，那竞争形式就只能是价格战了。因此，节日市场价格低的原因主要是供给的大量增加。而那些供给不足，需求弹性又比较小的商品，价格倒反而上涨，譬如记得每年春节妈妈都会说那几天菜市场上的蔬菜价格涨了多少倍。

12月26日  周三

     今天哈佛即将毕业的guo kai来经管讲他job market论文，是关于灾难与资产定价以及汇率等问题的文章，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开放宏观和金融问题。他思维很敏捷，而且很幽默，能把问题讲得比较有意思。不够我因为去的比较晚，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模型，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里没有开放宏观的课程，那里面常见的话题和常用的方法我并不了解，这样我就缺乏一个context，换句话说，我们的背景知识不一样。当两个人对某个领域的问题都非常了解的时候，讨论起来就好像高手过招，可能用简短的符号就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而旁边人则看的云里雾里。问问题的时候也发生这种情况，他往往不能马上明白提问者的意思，因为提问者是从他理解的背景出发。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模型都必须明确说明他的假设，在此基础上作经济学分析。你可以说它分析过程有逻辑问题，或者说假设不符合现实，稍微变动一下结果会很不一样。但是不能说假设不对就全盘否定分析过程，也不能不顾假设就用模型的结论和现实对照。不过现实的交流当中，这种问题经常发生。
     老钟的文物旅游项目准备出书，让徐嵩龄作序，然后徐老写信把整个报告痛批了一顿。老钟发给我们看，自己也作了一些回复。我一看着完全就是一个卖西瓜的，一个卖梨子的，卖梨子的一直强调这梨多么脆，卖西瓜的狠狠批评那梨没有西瓜那么大那么圆。这可怎么讨论的起来呢？要想讨论，也不是没有办法，要么互相了解对方的context，再寻找恰当的结合点；要么规定一个规范的、可以广泛接受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讨论。
     这种事情不仅不发生在学术讨论中，在跨文化交流、甚至国际事务中都经常发生，最后搞得不欢而散或者剑拔弩张也是常有的事。在男女之间的交往中也经常发生，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人，看问题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如果不说清楚就开始争论，或者干脆不讨论，以己度人，那不恼别扭才怪呢。

     昨天说到理性预期理论暗示政策应出其不意的观点，这可能是barro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出的，不过在不久以后的相关实证研究就对其提出了挑战，并且该假设也很快就被否定了。不过就在几年前，似乎这个理论还在流传，尤其是对于格林斯潘捉摸不透的言论印象深刻。不过近年来，央行的市场操作和调控目标尽量清晰，似乎已经越来越得到各国央行的认同。至少小川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利率期限结构中的长期利率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期望短期利率，在伍德福得的模型中，市场产出决策取决于对于各种短期利率未来路径的预期，而不仅仅是当前的利率水平。发布捉摸不定的利率只会造成市场的混乱，如果真的要达到利率政策目标，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对于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与央行的目标保持一致。
     他的政策含义在于，央行应该充分的让市场了解其政策制定所遵循的规则，其中一个办法是向公众解释已经作出的政策；同时，充分沟通不是说要跟随市场的预期，最后让政策变成一种自实现的过程，而是要引导市场。只要央行对于经济的理解没有发生变化，市场就有理由相信央行会按照既定的规则作出政策调整。

     又要被赶回去了。下次说说准备金吧，在我们不断上调准备金的同时，国际上却流行着准备金率不断下降的趋势，甚至有的国家早就取消了准备金。

    

"This is because successful monetary policy is not so much a matter of effective control of overnight interest rates, or even of effective control of changes in the CPI, so much as of affecting in a desired way the evolution of market 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se variables. If the belief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diffuse and poorly informed, this is difficult, and monetary policy will necessarily be a fairly blunt instrument of stabilization policy."

     ——Michael Woodford

 

I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se sentences until I had read them five times. Does Woodford speak English? I was totally confused when I read his paper. It seems that he could be a better substitute of Greenspan. Just joking. I'm checking the translation of his article and I do find it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 taugh topic and his long sentences. If I've actually understood this paragraph, it is clear that it is unnessary for the central to fool the market.

    今天说几件琐事，晚上在面吧吃面的时候（十食堂二层的自选餐厅前一阵子改成了面馆，专门卖面，价格挺高，生意还挺红火。哦，有意思的是昨天有个同学要排骨面，一看要7块8，大为吃惊。我一开始不解，后来想想大概是因为食堂最近不知是有补贴还是被迫，一直没有涨价，排骨面大概还是4块5的价位。同学们对食堂涨价会很敏感，不过新开的餐厅呢？虽然还是食堂体系，但即使同样的东西提一下价大家也未必有异议吧，不过这或许反映了其应有的真实价位。也不知道食堂不涨价到底可以撑多久，不过清华的食堂还是挺响应号召的，不但没涨价，排骨倒也暂时没有少，不像北大，呵呵。）。还是回到吃面的时候，听旁边两个同学谈到协会，说资源都是跟着人走的，人一走，协会的活动肯定受影响。联想到昨天晚上社团部体育组开会，说到体育类协会很多都有悠久的历史，譬如排球协会88年就成立了，曾经邀请过男女排国家队来校交流。但是现在的协会成员似乎对协会历史都不了解，而且也多次希望尽量避免协会骨干一走，协会工作出现断档的问题。
    于是想感慨一下，这个学期，实际上上个学期我就开始希望作一些改革，核心内容就是将协会的管理和活动制度化，形成比较好传承体制，从而也避免一旦自己不在，协会活动难以继续的问题。但是不太成功。与此同时，对班级也在作改革，其核心也是希望将班费征收和班级活动制度化，从而减轻以后班长筹集班费的压力和上手组织活动的难度，但是也不太容易。
    制度vs人，究竟哪个更重要？这或许不是个好问题。可以说两个都重要。还是今天，下午上课讲了篇文章，讲“关系”在中国创业型企业中的重要性，结论当然是does matter啦，而且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竞争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尤其重要。其实，无非还是说关系在市场制度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财产保护、合同执行）起到了替代作用，类似的文章还有讲作为人大政协委员、与政府官员的联系作为一种替代的财产保护制度的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家或者转型经济学家也在强调，在企业扩大、市场交易复杂化以后，基于人际关系的交易行为的局限性就愈来愈大，制度的重要性也将越来越突出。所谓的rule of law啊
    那像协会这种小型学生组织，是不是就比较难制度化呢，也或者说是现在的活动规模、协会规模都没有到需要制度来规范的程度。就好像企业草创初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船小好掉头，企业家的作用是最主要的。企业做大了，才开始考虑mission，企业战略啥的。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思考，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毕竟也是人定的，而且看来是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制度是内生的？那采取何种制度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是不是最后不同国家产生的制度不尽相同呢？想起了Shleifer一群人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发的“新制度经济学”好像说的就是这个事。
    下午还有个seminar，赵峦继续讲企业“空降兵”问题，希望解释空降兵为什么很多会失败。不过这里我主要联想到企业为什么会请空降兵，而不是启用内部经理人？很多是因为要改革，而改革的原因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外部竞争环境发生大变化，原先的企业战略和组织架构不能适应要求，外部经理人由于不受内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可以给企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时更容易做出裁减冗员、吸收新人的决策。譬如惠普请来菲奥里纳。这又是一次制度改革，什么时候请外面的专家，什么时候本土操刀更好？这也是个有趣的问题。还是Shleifer吧，被俄国请过去做改革，结果出了一堆问题，虽然从长期也很难说是一无是处，不过俄国经济确实是低迷了好久。这里我也有个猜想，请空降兵多数是因为内部改革阻力很大，外来的和尚不一定会念经，但是至少和本土和尚没有利害关系，没有顾虑。他拿过来一本经书，大家虽然不懂，但也只能跟着念念试试。于是，不管怎么样，改革被推动了，改革走下去，大家至少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由于人事的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生力量可能涌现出来。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成功，也可能会成功但是原有利益集团阻力太大，改革被中止。这时候，董事会或者说创始人就需要把握了，实在不行，把外来的和尚赶走也得了，董事会仍然可以主导改革。所以，空降兵被赶走，很难说就是失败，他的意义也就在于推动改革。只不过既要平衡原有利益，又要获取业绩增长，这个难度其实很大。
    一天里的几件琐事就这样联系了起来，扯了一堆，但似乎仍然都是未解的问题……

王老师最近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上个礼拜翻到这里没有看。今天在经管主页上看到，正好同样讲到政府的作用，而且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The rich get richer, the poor get kids

 

作者：王一江 清华经管学院 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教授

来源：2007年11月25日《经济观察报》